1948年12月1日，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石家庄成立，掀开了中国金融史上划时代意义的新篇章。70年，弹指一挥间，中国人民银行，在经济建设中，在金融业发展中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
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之际，本刊推出“回望”专栏，特邀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马德伦撰文，回首中国金融业走过的峥嵘岁月，讲述红色记忆中的不朽精神和灵魂，重现那些历史瞬间和令人难忘的故事。
探索新中国金融事业与红色金融的渊源，找寻人民币与红色货币的关系，了解这段历史的发展和延续，追寻足迹进而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新中国金融事业所经历的艰难曲折，就可以更深刻地思考和理解改革开放的攻坚克难。
红色金融是红色政权的一部分，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。
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，立刻投身于推翻三座大山的洪流之中。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，经历了1927年“4·12”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，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了武装斗争，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以“八一”南昌起义、“秋收起义”为标志，我们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，而毛主席领导的农民武装上井冈山、到1928年4月和南昌起义军队在井冈山会师，从而开辟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。
这一时期，工农武装暴动风起云涌，革命斗争如火如荼。革命力量每攻克和占领一座县城，即从县到区到乡成立工农革命政府或苏维埃政府。在打破围剿和反扑、与反动武装反复争夺中，红色区域失而复得，不断扩大，革命武装也不断壮大，为红色政权施政创造了条件。
我党早在革命斗争初期，即看到了金融的重要性，最初在金融领域上进行的斗争是减息和反对高利贷。而一旦建立了红色政权，即提出和建立了红色金融——工农银行。
为什么要建立工农银行?
第一，我们从党的宗旨来说，要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，要解放工农劳苦大众，要建立人民政权，要让劳苦群众从高利贷的压榨下解放出来，实行低利借贷，以发展和改善他们的经济，就必须掌握金融。
第二，20年代的中国是武装割据，在金融上也是分崩离析。除了国民党发行的货币和公债外，地方军阀政府自己发行纸票、金库券;各种钱庄、商号发行的“花票”“花累”“商票”等等，乃至市面上各种货币和代用券混乱不堪。军阀敛财，富豪盘剥，奸商投机，人民不堪其苦。在红军占领的地区，急需统一货币。
第三，有了根据地，有了政权，就有了发展经济、管理经济的职责。要发展经济，就要有资金投入、周转和流通，就有借贷。建立工农银行，可聚集资金，低息贷出，发展根据地经济。
第四，我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——红军。在与反动武装斗争中，这支部队的装备、武器弹药、给养等后勤保障，也需要资金的支持。除了从敌人手中夺取外，来自红色政权的财政支持十分必要。而我们的根据地，即苏区，当时是中国最贫穷的农村，这些地区，除农业种植外，几乎无工业，经济十分薄弱，财政收入十分有限。这种情况下，对金融的期待就不难理解。
第五，国库支付的需要。有了人民的政权，就有了财政收支的处理问题。从财政收入来说，在红色政权下，一部分收入来自于所在地的工商企业的税收，一部分来自于没收官僚资本的财产所得，一部分来源于战斗胜利品，一部分来源于打土豪劣绅没收的资产，这些需统一管理。而在开支上，工农政权的必需的支出，工农武装的军事开支和养育费用等也需要统一管理。不仅要制定标准，更要实际记录收支和拨付。尽管在工农政权下设立了财政部门，但核算、收支等账户事项需由银行来做。
所以，红色政权一经成立，即在“施政纲领”和实践中建立了工农银行。
1927年8月，共产党员傅柏翠在福建上杭蛟洋乡建立农民协会，减租减息和抗税，并组建农民自卫军。在1927年冬创办了“蛟洋农民银行”，发行了“蛟洋农民银行流通券”，到1928年6月，因地方军阀的围剿，蛟洋农民银行停止营业。这是红色金融的第一次实践，第一次建立了人民的银行，掌握了货币发行权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。
在中央苏区、在闽西、闽东、在湘鄂赣、闽浙赣、鄂豫皖、川陕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，一批工农银行随红色政权的建立而建立。初期，这些工农银行是分散的、独立的，如湖南平江工农银行、浏阳工农兵银行、江西万载县工农银行、修水县立总合作社与银行、宜春县工农银行，湖北铜鼓县生产合作社与银行、鄂东农民银行等等。后来，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，红色金融的规模、存续期和根据地内金融的统一就有了新的变化。
